*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瑞君
1998年，我二十出头，看港片《肥猫正传》，知道世上有社工这个职业，为肥猫这样的良善之人服务，觉得这个职业真好。
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社工，我已经在社区工作18年了。这几年，我考了中级社工证，每月多了200元津贴。但我的工作没有改变，我依旧身兼数职走街串巷。
我是武汉人，在武汉汉口区一个普通的社区工作，这个社区很像《人世间》里的光字片。这里的居民，老一代是下岗工人，大多依靠汉正街谋生，男的开电动三轮车运货，女的进些生活用品，在街巷里零卖。中年一代，好点的做些小生意，差点的打临工，失业是常态。更年轻的一代，有的还在上学，也有的在家躺平。仅有几户人家“祖坟冒青烟”，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谋得高薪职位，买房搬离，令人羡慕。而大多数人，都无法摆脱命运的桎梏。
我认识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甚至他们的亲戚。有老人常邀我吃饭，有人办不成低保骂我，有人吸毒精神错乱把我当敌人，有人朝我发完脾气又来道歉。我看老了他们，他们也看老了我。
荣荣社区的低保户多，低保是我的工作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想讲一个低保户的故事，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她扫地的哑巴。但其实，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就化名叫冬梅吧。冬梅身材瘦弱，小巧的五官组合在一起很美，见人总是淡淡地笑。
从哪里讲起呢？就从去年吧。去年秋天，我得知冬梅的儿子小航（化名）被抓了，震惊中不由感叹，命运对她真是不公。冬梅小时候因为发烧打针，失去听力，只能上聋哑学校，识得一些字，好不容易成个家，三十岁时丈夫又患胃癌去世，留下看病的债务和一个六岁的儿子小航。
成年后的小航我很熟，个子不高，长得蛮清秀，年纪不大就有不少白头发了。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小航在社区做过志愿者，他不爱做声，总是默默做事，负责的团购都登记得清清楚楚。他太着急着找工作了，不留心进了诈骗公司，上了几个月的班。
我听管段民警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男的陪着冬梅，为小航的事四处奔走。冬梅来社区，让我教她手机转账，要转15000元，我写了两页纸给她，提醒她小心，不要上当。她摆手，说是转给儿子的女朋友，退还小航在公司经手的钱，争取轻判。
我这次去找她，是想把将她重新拉进低保名单，每个月能多些收入，日子好过点。但我知道她太节俭，一直在存款给小航结婚，而存款超标，是享受不了低保的。我担扰，她可能通不过大数据的核查，但还是抱着试一试想法去了，办不成也没什么损失啊。
冬梅的家，在正儿八经的三环中心地段，但藏匿在高楼大厦背后。我走过七弯八拐的三条巷子，再跨过一个旮旯，缓慢迈过约十米的坡，才进入冬梅的家，门口的牌子显示，房屋建于七十年代。漂亮的招牌和霓虹灯与这里无关，这些奇奇怪怪生长的房子，使人想起地道战。
《隐秘的角落》剧照
冬梅的家一共两间房，每间十来平，她和儿子一人一间，厨房是几户人家共用的，因此她喜欢在门口做饭，每餐都是两盘简单的菜。“方便”（上厕所）要去公共厕所，离家一百多米。冬梅的生活，一直摊开就是在外的。我几乎没见她买过什么新衣服。
我把来意写满一张纸递给她，她摆手拒绝了。我继续写，她平静地写下歪歪扭扭的字，继续拒绝。这倒也不出我所料。
上世纪90年代，丈夫去世后，看她生活艰难，街道安排冬梅做了社区清洁工，每月收入不到一百元，还要靠好心的街坊邻里送米送油，才能生活。2002年，低保政策落地，冬梅马上被列入救济对象。虽然有一份扫地工作，但社区还是将母子两人，按满额核算了低保金额。当时每月的数额不清楚，到2016年的时候，她拿的低保是每个月152元，另有每月100元的残疾补贴。
我家离冬梅家不远，我见过年轻的冬梅。有一年春天一个阳光很好的早上，微风掠过，柳枝轻摆，幼年的小航坐在椅子上，小脚丫搭在妈妈的腿上，冬梅正用细长左手执起他的脚趾，右手拿着指甲剪，温柔地慢悠悠地帮他把一个个指甲剪掉。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时光仿佛凝固了，天地间只有这对母子。
我2012年正式调入这个社区工作，我跟冬梅的交流多了起来。凌晨四点半钟，街坊们睡得正香，她已经摸索着起床。不管天晴下雨，她规规矩矩一天三遍扫地。凌晨先把前晚留下的大片垃圾扫走，上午再来清扫一次，下午还来做一次。没有大片的垃圾，她就蹲在台阶边，用一次性筷子把旮旯狭缝里的脏东西都挑出来扫走。
常年与灰尘打交道，她患上皮肤病，到夏天，热汗一流，浑身痒得难受，每天上路前要涂止痒药。
保洁员辛苦，总是走马观花的换人，只有她一个人坚持下来，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由于听不见外界声响，车来车往里，他时常被车辆挂倒，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她被一辆电动车撞倒在地。大家七嘴八舌帮她出头，要车主负责。她却一个劲摇头，在纸上写道：“算了，我没事，不要别人赔偿。”
小航很小就懂得心疼她，她回家的点，小航会站在门口迎她，接过她手里的扫帚，拿一个小板凳让她坐着歇一会儿，还会递给她一杯水。
夜晚她会看着他做作业，他们会用手语交流，也会拿张纸写些什么。记得小航画过一幅画，画上的冬梅拿着扫帚，脸笑成了一朵花，头顶上是太阳的光芒。
我上班的路上看到她扫地，都会跟她打个招呼，她也会用手表示：谢谢！
社区里的老住户向大姐说，2008年夏天武汉淹水，积水到小腿肚深，没人愿意出门。她却看到冬梅穿着雨衣和套鞋，拿个塑料袋，在掏下水道里面的垃圾：“当时看得我眼泪差点就流出来了。”附近的刘师傅说，有一次一个婆婆走到这边，突然踉跄起来，扫地的冬梅看见了，马上把婆婆扶到路边凳子上休息，还端来一杯茶水。
在街坊们家门口扫地，总免不了能捡到一些东西。翻开社区里厚厚的登记册，她交公的东西真是数不清：身份证、银行卡、钱包、钱，她都交到社区来。
退休前两年，她和旁边社区一个扫地爹爹好上了，也是聋哑人，一只眼睛也看不见，相貌并不周正，年龄比她大十几岁。她姐姐跑到社区，哭着跟她说，一个老头子无房无子女，这不是找个伴，是找个大包袱，不能跟。
但冬梅对感情的事很认真。冬梅的丈夫去世后，有个身体健全的弟弟想跟冬梅结婚过日子，四周人都劝说她答应。她却坚决拒绝了，她厌恶他，不是一般的厌恶，是非常厌恶。这个男人后来一直未婚，长年累月酗酒，对小航并无任何关爱。
这一次，街坊邻居和亲人的劝说，她同样“听”不进去，但给我写过一个纸条，让大家不要把她与爹爹的事告诉小航。那时候小航在外面打点零工，偶尔才回来，所以并不知道。她姐姐气得不再联系她。
遵守社工的隐私保密原则，我答应了她。据我了解，聋哑人的交往，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年龄差异，也许是选择不多，也许是不太有年龄的概念。
他们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后来那个爹爹病倒，冬梅一直照顾他，陪伴他过完了苦涩的一生。街上人到没有太多非议，只是叹息，苦了冬梅。
2016年，冬梅办理了退休，每月退休金一千多元，他儿子中专毕业后也开始工作，她于是主动来退保。我劝她，再考虑考虑，因为小航的工作并不稳定。
但她坚持退出，我只好尊重。2017年，低保新政下来，有了重残单独享受低保的政策，而她的退休金扣减掉系数金额，是有资格能够享受低保的。我兴冲冲把政策打印出来递给她看，让她赶快交资料，她谢过我后，坚决拒绝了。
她的背影还是那样小，也许是因为她存了一些钱？也许是她儿子的收入还不错？我也愿意向好的方面想。
小航被出事后，她养了条狗，早晚会遛狗，但与这里遛狗的人绝大多数人不一样，她总是随身带着报纸和塑料袋。春节前，她发微信给我，说家里有味道，我以为是煤气泄漏，赶忙喊社区的人一起去查看。结果是因为下雨，家中光线不好，有一点霉味。我写给她：天气好了就好了，屋里漏雨，门口掉小石头。已经联系了房管所，节后会派人来维修，现在维修工都回老家了。
她在纸上回：风水不好。突然之间我觉得她老了，尽管她的背依旧挺拔，根本看不出来已近花甲之年。窗外又是风又是雨，我拿着笔不知道写什么，只好写：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想着这个春节没有儿子的陪伴，大年初一，我给她发了祝福微信，她回：“谢谢”。平常她发了朋友圈，我都会点赞，想起有一次，她发过小航爸爸的照片，看起来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小伙子。
新的一年，低保年审又开始了，在一摞摞资料面前，我很清楚这只是一个家庭的冰山一角，数据能算出能不能拿低保金，却算不出一个人的灵魂和体温。大数据呈现的是一种真实，生活往往又是一种真实。
保政策庇护下的人也形形色色，扫地地冬梅算是个另类，我想小航回来了就好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说低保是一种旷野，那冬梅便是站在旷野上看星星的人。
排版：布雷克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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