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若茜
“写作成了我们家最大的事”
3月初接受本刊采访那天，是王计兵第一次抓到一整天的空闲，替妻子坐在自家开的小卖部金雁商店里看顾生意。只不过他也是要一心二用的，上下午分别约了不同的采访，顾客上门买东西，采访就暂停一下。金雁商店就开在王计兵家的小区门口，从店门前经过的人基本都住在小区里，王计兵一家在这儿住了将近20年，大家彼此都认识，但并不是所有邻居都知道王计兵还写作。“上春晚”的消息在小区“爆炸”后，邻居们自发做了条横幅——“热烈祝贺业主王计兵受邀去央视看春晚”，挂在了小区的围栏上。央视春晚后，只要王计兵在店里露头，就会有家长带着孩子上门，用“这个今年上了春晚的叔叔（或者爷爷）就是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写作梦想”之类的话教育孩子，再让王计兵也说上几句鼓励孩子的话，合张影，有的家长会再买本书。王计兵算了算，从春节到现在，他从自家店里卖出去的诗集少说也有600本了。
就算没人来访，王计兵在店里也不能闲着，出版社和活动方安排了1500本诗集等着他签名。王计兵觉得光是签个名字对不起读者，就给四本诗集分别想了一句话。在《赶时间的人》上，他会写：“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在《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上，他写：“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他在《低处飞行》的扉页上写：“被生活薅过衣领的人也会被时间抚摸后背。”到了最新出版的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他写的是：“人生就是在酿一场蜜，不要在意过往经历有多苦。”这样一来，工作量翻了好几倍，还是挺花费时间的。
从生活的层面说，王计兵不送外卖也没什么问题，这份工作现在已经不再是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了，取而代之的是写书所得的版税。有人说：“他以前是外卖员，爱好写诗，现在是诗人，爱好送外卖。”这话多少有点儿道理。
送外卖之前，王计兵就爱好写作，但生活窘迫，家里人觉得写作是不务正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只是偷偷地写，从不投稿。最近，他在《手持人间一束光》的后记里又提到这样一段经历：在临沂砖厂打工的七年时间，每天晚上，他都会趴在砖厂的通铺上，写一篇文章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写完之后，他就把稿子扔进厨房的灶膛，成为第二天早上烧火做饭用的引柴。这样不觉得可惜吗？王计兵说，之前有位编辑也问过他：“很少有人会像你这样，完全不带目标地写作，甚至不保留。为什么呢？”王计兵想想：“就是一个爱好。”他告诉我，他在工地干活儿的时候有个工友，笛子吹得特别好，偶尔吹上一曲，大家听得很开心。可他总是一直吹，其他人听得不耐烦，他就一个人跑到野地里吹。冬天也去，冻得要死才回屋。还有个朋友，喜欢夜里钓鱼，可他并不吃鱼，清早从水边回来，多半冻得袖子都结了冰，经过王计兵家门口，总是说：“这鱼你吃不吃？要么给你吧。”“你说他们为什么？别人都觉得他们找罪受，可他们就是开心。人要有个爱好作为支撑自己生活的力量，这种支撑是别人给不了的。我写作也是这样。”王计兵说，“只要写出一段话，我心里就会很舒服。如果还能挺精彩，我就会陷入一种自我欣赏。但欣赏过了也就过了，我不需要把它展示出来。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和我分享这件事情。”
《手持人间一束光》诗集
不仅写作一度成了“地下工作”，王计兵也几乎不在家里看书，买书是一笔开销，他怕妻子不开心，艰难、清贫的生活，让他觉得对妻子有所亏欠。2002年左右，王计兵在昆山靠走街串巷卖水果为生，他发现一到晚上八九点钟，有个小区的垃圾桶上就会扔着一摞报纸。于是，他每天都会掐准时间路过，看看有没有报纸可以捡。他最喜欢《扬子晚报》的副刊，上面刊登的散文和诗歌让他着迷。和书不一样，他把捡到的报纸带回家读，不会有心理负担。“捡的报纸日期都不是当天的，可以证明不是我买的。”王计兵觉得自己需要这份证明，哪怕妻子从没问过，“我知道这样的细节她是会注意到的，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很微妙的。”报纸一捡就是好几年，也有捡不着的时候。实在没得读，王计兵被逼急了也会到书店买书，但回家前他都会把书的封面撕掉，或者干脆把书一撕两半，变成一本没有价格的破书，这样一来妻子就不会说什么了。
如今说起这些“秘密”，王计兵已经没了顾虑，因为“写作成了我们家最大的事。”他察觉到，在他“出名”以后，妻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他写作时，变得安静甚至有些谨小慎微，“那种感觉让我特别心疼，我告诉她不需要这样，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王计兵曾有一句话形容妻子：“她以前是低看了文学，现在又高看了文学。”不过，从春晚回家的路上，王计兵也确实对妻子说过：“从今往后，网络上对咱们的容错率会大幅降低，特别是对我的写作。”他形容春晚就像一个放大镜，帮他扩大名声的同时，也会把生活中的点滴放大。“我的身高本来也就一米六八，现在把我拔高到两米六八了，身上的一个痦子都会变成一个胎记那么大。”金雁商店这两年有些亏本，王计兵和妻子原本打算春节后就不干了，但身边有人提醒他：如果有人慕名而来，看到店关了，难免会有不必要的揣测，不如还是坚持坚持。王计兵觉得说得也有些道理，反正最近生意也有了些起色，就打算再斟酌斟酌。
别让这种生活把写作磨钝了
王计兵知道，更大的考验是未来能交出什么样的作品。产量他不担心，这两年是他写作产出的高峰，2023年他写了1000首诗，2024年又是1000首，此外还写了17万字的散文。尽管春晚之后，他的时间被打散，但目前为止也还是写出了50多首诗和5万字的散文。包括今年元旦刚出版的第四本诗集在内，2025年他预计自己会出3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散文。不过，他还是希望自己能被定义为“文学爱好者”，而不是“诗人”或者“作家”——“文学爱好者没有压力，不用有包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真正让他警惕的是“别让现在这种生活把写作的感觉磨钝了”。过去，王计兵习惯在白天的工作中抓取灵感，送外卖也满足了他在日常生活中“采风”的需要。而最近这段时间，灵感的补充大多来自他夜晚的阅读——每天读一两个小时诗选，收录众多诗人作品的那种合集，王计兵以此为自己充电。还有就是自我训练，他坚持认为写作主要依靠后天训练，而非天分。而他所说的训练就是要对生活多进行观察，他说自己所写的每一首诗都是由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景象而来，就比如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里有一首《寻人启事》，诗中写：“临近春节，打工人陆续返乡/小区的一角，重新贴满了/出租房屋的广告/一张寻人启事挤在其中/仿佛一个人拥有无数间房子/却依然无家可归”。《天干物燥》，他写：“在盛夏/一切都和防火有关/只有奔跑的人/富含水分/不断地从身体里拧出一条条河流”。如今大大小小的活动中，他经常会遇到“您能不能在现场为我们写一首诗”的“不情之请”。用王计兵的话说，“这样的写法其实挺恐怖的”，但他觉得自己基本都能“接住”，凭的就是对“细节”的抓取。
读新的诗集还会发现王计兵在写作上的些许变化，最直观的一点印象就是他的诗普遍短了。王计兵承认自己在努力写得更加精练。“以前我会担心‘这样写读者会不会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然后就会不断地去强调一个观点，在那里反复地拧来拧去，实际上表达的内容只有那么一点点，这和我对诗歌的认识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我想找到一种能够让读者更快进入诗歌的表达方式。”王计兵认为，现代诗歌作为一个存在争议的载体，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能保证作品被所有读者接受，所以他常常开玩笑：“希望我的诗能让读诗的朋友在讨厌现代诗歌之前就结束。”
送外卖不仅提供经济来源，也满足王计兵在日常生活中“采风”的需要（受访者 供图）
题材上，虽然所谓“外卖诗人”的很多诗都是在送外卖的间隙写的，但王计兵并不只写与外卖有关的事。他甚至有过不再去写“外卖”的想法，他想看看自己如果调整了写作方向，读者还买不买账，毕竟他爱好写作37年，送外卖的生活不过7年。交付新诗集的诗稿时，他故意少选了些“外卖”的内容给编辑，但最终成书前，编辑还是要求他又补充了些。王计兵也接受，“始终还是外卖员和诗人这两种身份的反差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今天的局面”。他对“外卖”感恩，即便有人对他说：“你写了那么多年，‘走出来’是早晚的事。”他也会半开玩笑地回应：“生前‘走出来’和死后‘走出来’，那感觉肯定还是很不一样的。”至于以后还写不写“外卖”，他说：“顺其自然吧。”
王计兵的诗中也有很多来自回忆。对农村生活的回忆，对父母的回忆，对贫穷和劳苦的回忆，比如他在题为《过期食品》的诗里回忆：“母亲曾经教给我很多/处理过期食品的方式和理由/比如过期的罐头/每次只吃一块/就算有毒也不会有事儿/总比丢了强”。在过去的一首《遗嘱》里，他写“和父亲的遗嘱不同/母亲卧床之后/曾一次次设想/葬礼的场面/和葬礼之后的杯盘狼藉/一遍遍叮嘱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应该防备的人/叮嘱我们/那些空纸箱，空瓶子/一定要及时收纳/母亲说，葬礼之后/第二天，必然有人/上门回收”。
王计兵告诉我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安葬父亲后回到家，他们发现母亲把家里的空瓶子和纸箱都收拾得整整齐齐，这让他既诧异又困扰：为什么父亲的离世对母亲的冲击力那么小？在他的想象中，母亲应该为此颓废一段时间才对，但老人似乎更关心现实。有天凌晨，他突然听见母亲在父亲生活过的房间号啕大哭，哭声之大把家里人都吓坏了，母亲说：“哭完这一次就算了，日子还要过的，总不能和他一起去。”这让他恍然大悟，同时又感叹母亲面对死亡的态度。后来，母亲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拿几件过去的衣服叫他烧给父亲，衣服会随着季节变化，这时他才真的意识到，人的感情竟有如此多的层次。他对这些生命线索进行记录，把生活的起起伏伏看作一种对普通人个人历史的书写，“它是我们活着的一种见证，这一点是我特别看重的，如果每个人都能留下一些生活中的线索交给后人，应该会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些体悟和参考。”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